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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費降稅“五問”

發布時間: 2019-06-18 18:34 點擊:

  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將減稅降費近2萬億,其規模相當于今年預算安排的稅務部門當年組織收入的10%以上,給企業和普通家庭送上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大禮包”。人們在欣喜的同時也有一些疑問,比如,減稅與降費兩者的重點和方向在哪?與百姓關系最為密切的個人所得稅,在本輪改革中又會有怎樣的變化?它與減稅降費又是什么關系?……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稅務學術委員會研究部召集人、《中稅盟論壇》總召集人、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涂龍力教授。

  《人民周刊》:此番國家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空前,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的宏觀稅負過高所致。實際來看這種情況是否真實存在?

  涂龍力:弄清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做一道小學算術題。宏觀稅負是國家收入與GDP的分數比值,當分母相同都是GDP時,該分數值的大小取決于分子的大小,即分子越大則分數值越大。現在有三個不相等的分子:一是法定名義稅收(即當年稅收收入總額);二是法定名義稅收加上社保費收入;三是政府收入即稅收收入加社保費收入再加非稅收入。三個不等分子與同等分母比值產生的差異是不言而喻的。以2017年為例,以稅收收入為分子的比值是17.5%,以稅收收入加社保費為分子的比值是25.3%,以政府收入為分子的比值是36.2%。顯然以稅收收入為分子時宏觀稅負最小,以政府收入為分子時宏觀稅負最大,這就是長期以來人們對宏觀稅負認識不同的原因,也就是理論上常說的口徑問題。

  其次,既然已知分母相同、分子不同,分數值肯定不同,那么為什么不采用同一分子去比較呢?這是因為討論目的不同而采用不同分子產生的結果。比如,當設計稅率時,考慮的只是法定稅率,從而必然會使用法定名義稅收當分子,這就是國家財稅部門認為我國宏觀稅負總體水平不高的原因;當進行國際宏觀稅負比較時,由于外國宏觀稅負一般包括社保收入即社保稅,從而使用稅收收入加社保收入當分子,這就是一些財稅研究智庫認為我國宏觀稅負總體適中的原因;當研究企業負擔時,考慮的是企業實際負擔,從而使用政府收入當分子,這就是很多企業認為我國宏觀稅負偏高,甚至有人提出“死亡稅率”等觀點的原因。

  那么,目前為什么要采用政府收入作分子來分析宏觀稅負,從而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呢?經濟形勢決定財稅政策取向。在國外不確定風險增加、國內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特別是小微、民營企業)的背景下,國家為落實“六穩”、搞活微觀實體經濟這一戰略目標,勢必加大減輕企業負擔力度,這正是當前國家出臺積極財稅政策,加大減稅降費力度的背景與原因。

  結構性減稅強調優惠對象的選擇性,是一種有增有減的優惠政策。比如,增值稅進行了兩輪結構性減稅的改革:第一輪是2004年為振興東北經濟,首先在東北實行了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而不是在全國普遍施行),這輪結構性減稅的典型特征是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為試點地區的企業轉型升級提供了結構性減稅支持。第二輪是2016年的全面“營改增”,這輪結構性減稅的典型特征是營業稅與增值稅“兩稅合一”,為促進第三產業發展(而不是所有產業)提供了結構性減稅支持。

  普惠性減稅是針對特定納稅人實行全面減稅的一種優惠政策。與結構性減稅不同,普惠性減稅強調政策受惠對象的普遍性。比如,財政部稅務總局《關于實施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政策的通知》就是針對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小型微利企業實施的一項普惠性減稅政策,只要月銷售額10萬元以下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都可獲得該項優惠政策。

  結構性減稅與普惠性減稅具有互補性,普惠性減稅強調受惠對象的普遍性,結構性減稅強調受惠對象的差異性,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并舉更有利于使更多納稅人增加獲得感。從2004年的“結構性減稅”到2019年“結構性減稅”與“普惠性減稅”并舉,是減稅政策的調整和完善,這對增強小微、民營企業發展動力具有重要意義。

  涂龍力:稅與費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政府收入。把稅與費統稱為宏觀稅負極易產生混亂,說稅負太重也好,說“死亡稅率”也罷,都是混淆了“稅”“費”差異、將“費稅合一”的結果。

  弄清減稅與降費的重點在哪應當從稅與費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去尋找答案:近年來我國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觀稅負在36%到38%之間,其中稅收占GDP比重在17%至19%之間,稅費幾乎是同步增長,有時費甚至超過了稅收所占比重,比如娃哈哈集團曾統計過要交500多種有依據的行政性收費。

  減稅的方向在哪?一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的稅改總框架,所以,降低間接稅特別是增值稅,為提高直接稅騰出空間是減稅的大方向,這就是今年4月1日起再次調低增值稅稅率的原因。另一方面,從結構性減稅角度分析,增值稅減稅主要方向是惠及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實體經濟。從普惠性減稅層面看,減稅主要方向是惠及制造業、小微企業與民營企業。

  降費的方向在哪?從降低企業成本的層面分析,一是降低人工成本,主要是降低社保費的征收率;二是降低制度易成本;三是降低能源成本,比如制造業平均電價再降低10%;四是降低物流成本,比如降低過路過橋費用,兩年內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五是降低融資成本,等等。

  涂龍力:如果中國宏觀稅負(政府收入)降到30%,三年需要共減稅費5萬億左右。以2018年減負1.3萬億、2019年減負2萬億計算,2020至2022年減負壓力不小。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減稅一是“放水養魚”,培育財源,實現“六穩”。二是從路徑看,一要適度提高赤字率,二要各級政府過緊日子,三要多渠道盤活各類資金和資產。

  減稅降費是可以持續的。總理講,現在中國市場主體已經超過1億戶,把他們的活力激發出來,這個力量可以說是難以估量的。我們要繼續推進減稅降費、培育新動能、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等一系列的措施,把他們的創造力釋放出來,我們一定能夠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而且推動高質量發展。

  涂龍力:個人所得稅改革既是國家減稅降費政策的重要內容,也是給納稅人減稅降費的主要路徑。本輪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突出特點是普惠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并舉。

  從普惠性減稅角度看,本輪個人所得稅改革使納稅人普遍降低了稅收負擔。根據財政部的測算,個稅免征額提高到5000元后,我國個稅納稅人的占比從以前的44%降到了15%,納稅人將從原來的1.87億人減少至6400萬人左右,如果加上專項附加扣除項后,納稅人數將進一步下降。

  從結構性減稅角度看,本輪個人所得稅改革基本體現了十九大提出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的結構性改革目標。經測算,改革后納稅人稅負的變化,取決于其各收入類別的比重以及其專項抵扣的數額。對收入類別比較多的高收入人群來說,其稅負可能會有所上升,但中低收入人群稅負是下降的。

  需要說明的是,當一項稅種的改革被賦予多種功能時,不可能通過一次改革來完成,尤其是涉及千家萬戶的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更是如此。十九大賦予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擴中、增低、調高”三項功能,在本輪改革中突出了“擴中”功能,所以年收入20萬左右的中等收入群體獲得感最為明顯。而月收入5000以下的低收入群體,由于專項附加扣除不充分從而獲得感不強。所以,個人所得稅改革任重道遠。至于“增低”功能,應當通過深化個稅改革和其他配套改革來完成。

  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將減稅降費近2萬億,其規模相當于今年預算安排的稅務部門當年組織收入的10%以上,給企業和普通家庭送上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大禮包”。人們在欣喜的同時也有一些疑問,比如,減稅與降費兩者的重點和方向在哪?與百姓關系最為密切的個人所得稅,在本輪改革中又會有怎樣的變化?它與減稅降費又是什么關系?……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稅務學術委員會研究部召集人、《中稅盟論壇》總召集人、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涂龍力教授。

  《人民周刊》:此番國家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空前,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我們的宏觀稅負過高所致。實際來看這種情況是否真實存在?

  涂龍力:弄清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做一道小學算術題。宏觀稅負是國家收入與GDP的分數比值,當分母相同都是GDP時,該分數值的大小取決于分子的大小,即分子越大則分數值越大。現在有三個不相等的分子:一是法定名義稅收(即當年稅收收入總額);二是法定名義稅收加上社保費收入;三是政府收入即稅收收入加社保費收入再加非稅收入。三個不等分子與同等分母比值產生的差異是不言而喻的。以2017年為例,以稅收收入為分子的比值是17.5%,以稅收收入加社保費為分子的比值是25.3%,以政府收入為分子的比值是36.2%。顯然以稅收收入為分子時宏觀稅負最小,以政府收入為分子時宏觀稅負最大,這就是長期以來人們對宏觀稅負認識不同的原因,也就是理論上常說的口徑問題。

  其次,既然已知分母相同、分子不同,分數值肯定不同,那么為什么不采用同一分子去比較呢?這是因為討論目的不同而采用不同分子產生的結果。比如,當設計稅率時,考慮的只是法定稅率,從而必然會使用法定名義稅收當分子,這就是國家財稅部門認為我國宏觀稅負總體水平不高的原因;當進行國際宏觀稅負比較時,由于外國宏觀稅負一般包括社保收入即社保稅,從而使用稅收收入加社保收入當分子,這就是一些財稅研究智庫認為我國宏觀稅負總體適中的原因;當研究企業負擔時,考慮的是企業實際負擔,從而使用政府收入當分子,這就是很多企業認為我國宏觀稅負偏高,甚至有人提出“死亡稅率”等觀點的原因。

  那么,目前為什么要采用政府收入作分子來分析宏觀稅負,從而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呢?經濟形勢決定財稅政策取向。在國外不確定風險增加、國內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特別是小微、民營企業)的背景下,國家為落實“六穩”、搞活微觀實體經濟這一戰略目標,勢必加大減輕企業負擔力度,這正是當前國家出臺積極財稅政策,加大減稅降費力度的背景與原因。

  結構性減稅強調優惠對象的選擇性,是一種有增有減的優惠政策。比如,增值稅進行了兩輪結構性減稅的改革:第一輪是2004年為振興東北經濟,首先在東北實行了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而不是在全國普遍施行),這輪結構性減稅的典型特征是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為試點地區的企業轉型升級提供了結構性減稅支持。第二輪是2016年的全面“營改增”,這輪結構性減稅的典型特征是營業稅與增值稅“兩稅合一”,為促進第三產業發展(而不是所有產業)提供了結構性減稅支持。

  普惠性減稅是針對特定納稅人實行全面減稅的一種優惠政策。與結構性減稅不同,普惠性減稅強調政策受惠對象的普遍性。比如,財政部稅務總局《關于實施小微企業普惠性稅收減免政策的通知》就是針對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小型微利企業實施的一項普惠性減稅政策,只要月銷售額10萬元以下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都可獲得該項優惠政策。

  結構性減稅與普惠性減稅具有互補性,普惠性減稅強調受惠對象的普遍性,結構性減稅強調受惠對象的差異性,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并舉更有利于使更多納稅人增加獲得感。從2004年的“結構性減稅”到2019年“結構性減稅”與“普惠性減稅”并舉,是減稅政策的調整和完善,這對增強小微、民營企業發展動力具有重要意義。

  涂龍力:稅與費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政府收入。把稅與費統稱為宏觀稅負極易產生混亂,說稅負太重也好,說“死亡稅率”也罷,都是混淆了“稅”“費”差異、將“費稅合一”的結果。

  弄清減稅與降費的重點在哪應當從稅與費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去尋找答案:近年來我國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觀稅負在36%到38%之間,其中稅收占GDP比重在17%至19%之間,稅費幾乎是同步增長,有時費甚至超過了稅收所占比重,比如娃哈哈集團曾統計過要交500多種有依據的行政性收費。

  減稅的方向在哪?一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的稅改總框架,所以,降低間接稅特別是增值稅,為提高直接稅騰出空間是減稅的大方向,這就是今年4月1日起再次調低增值稅稅率的原因。另一方面,從結構性減稅角度分析,增值稅減稅主要方向是惠及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實體經濟。從普惠性減稅層面看,減稅主要方向是惠及制造業、小微企業與民營企業。

  降費的方向在哪?從降低企業成本的層面分析,一是降低人工成本,主要是降低社保費的征收率;二是降低制度易成本;三是降低能源成本,比如制造業平均電價再降低10%;四是降低物流成本,比如降低過路過橋費用,兩年內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五是降低融資成本,等等。

  涂龍力:如果中國宏觀稅負(政府收入)降到30%,三年需要共減稅費5萬億左右。以2018年減負1.3萬億、2019年減負2萬億計算,2020至2022年減負壓力不小。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減稅一是“放水養魚”,培育財源,實現“六穩”。二是從路徑看,一要適度提高赤字率,二要各級政府過緊日子,三要多渠道盤活各類資金和資產。

  減稅降費是可以持續的。總理講,現在中國市場主體已經超過1億戶,把他們的活力激發出來,這個力量可以說是難以估量的。我們要繼續推進減稅降費、培育新動能、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等一系列的措施,把他們的創造力釋放出來,我們一定能夠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而且推動高質量發展。

  涂龍力:個人所得稅改革既是國家減稅降費政策的重要內容,也是給納稅人減稅降費的主要路徑。本輪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突出特點是普惠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并舉。

  從普惠性減稅角度看,本輪個人所得稅改革使納稅人普遍降低了稅收負擔。根據財政部的測算,個稅免征額提高到5000元后,我國個稅納稅人的占比從以前的44%降到了15%,納稅人將從原來的1.87億人減少至6400萬人左右,如果加上專項附加扣除項后,納稅人數將進一步下降。

  從結構性減稅角度看,本輪個人所得稅改革基本體現了十九大提出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的結構性改革目標。經測算,改革后納稅人稅負的變化,取決于其各收入類別的比重以及其專項抵扣的數額。對收入類別比較多的高收入人群來說,其稅負可能會有所上升,但中低收入人群稅負是下降的。

  需要說明的是,當一項稅種的改革被賦予多種功能時,不可能通過一次改革來完成,尤其是涉及千家萬戶的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更是如此。十九大賦予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擴中、增低、調高”三項功能,在本輪改革中突出了“擴中”功能,所以年收入20萬左右的中等收入群體獲得感最為明顯。而月收入5000以下的低收入群體,由于專項附加扣除不充分從而獲得感不強。所以,個人所得稅改革任重道遠。至于“增低”功能,應當通過深化個稅改革和其他配套改革來完成。

(編輯:芭奇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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